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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就是说，秦汉以后那些推行霸道、悖逆仁义的暴君并不能够传承圣人之道，而开创宋学的诸多儒家士大夫，将通过师道复兴来传承孔孟的道统。
但不要泥于其不同，实为一。春秋战国时，人逐渐成为自觉主体。
是故内圣外王之道，暗而不明，郁而不发，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。性情的关系是性本情末，性体情用：性者情之本，情者性之用，故吾曰：性情一也。朱熹绍承以往性情论，并深入诠释。《孟子》载：五霸，桓公为盛。他们沿着理、性、命的路径，把理作为由命转化为性的中介和过渡，穷理、尽性、至命，一事也。
形而上学道德主体的人性学说，通过心性论而普遍展现。心有所思，为里为内，行为为表为外。惟时厥庶民于汝极，锡汝保极。
休是美好之意，故孔安国《传》释为美行之验，犹今语所言之好消息也。然则庶民的地位又如之何？庶征之本文曰：庶民惟星，星有好风，星有好雨。因而后世的统治者，一旦遇到天灾人祸等大的灾难降临国家，往往下罪己诏，请求上天宽恕。思通微，则事无不通，乃成圣也。
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同用兆法或易法，每一种也是三人分别为之，所得结果也是从相同之二人定吉凶。如果非其时而祭之，那将被视作失礼失敬的举动，绝不被允许发生。
日中，星鸟，以殷仲春。第二畴敬用五事，是提示天道执行人宜乎具备的五种品质，包括貌的恭敬、言的可信，以及视能正观、听能明是非、思能致精微。上嫚下暴，则阴气胜，故其罚常雨也。孔子说：君子有九思，视思明，听思聪，色思温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思问，忿思难，见得思义。
则大中之道，虽出之于第五畴，又是整个九畴的总体之义，兹可见大中之大也。孔安国《传》认为，食是勤农业，货是宝用物，固然也。孔颖达《疏》又强调，此五事都是对王者为言：貌总身也，口言之，目视之，耳听之，心虑之，人主始于敬身，终通万事，此五事为天下之本也。之所以赐给禹以洪范九畴，是由于禹的盛德感动了天地。
宵中，星虚，以殷仲秋。此种情况下，对外征伐之事一定要停止行动，但其实对内也必须谨而慎之。
分命羲仲，宅嵎夷，曰旸谷。其中四项所询，包含询庶民一项，但占比为最后一项。
西方金气为阴，克东方木，木为妃，毕属西方，尚妃之所好，故好雨也。至于星辰和岁历，宜另外有说。马先生又说：洪范者，大法也。孔安国《传》亦云：箕星好风，毕星好雨，亦民所好。六极是五福的反向呈现：一是凶、短、折。亦即孔颖达《疏》所说的：以理恕物，照察下情，是能明也。
孚，然后乃得元亨利贞，悔亡也。岁就是年，《尔雅·释天》云：夏曰岁，商曰祀，周曰年，唐虞曰载。
然《易·革卦》之《彖辞》则曰：汤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。貌曰恭的恭，是肃的意思，即一个人的容止仪态，要让人感到端庄敬肃。
为此《洪范》对如何敬用五事给出了诠释性的说明，即貌曰恭，言曰从，视曰明，听曰聪，思曰睿。故以极为在中之准的则可，而便训极为中则不可。
又一说为孔颖达《疏》的解释，认为三人者，是三法并卜，法有一人，故三人也。比是小人之间的勾结，周是君子的道义之交。然则，《易》之斯理亦可以解五行矣。然则为何牵及星辰？《左传·昭公七年》记载，是年冬十月，晋国发生多起宫廷相杀和死亡事件，而且早在四月已经出现了日食。
对于造成五福反向呈现的各种病态，是否也有改易之法、疗救之方？恰好，孔颖达《疏》引郑玄之要言可供此一方面之参详，其词曰： 凶短折，思不睿之罚。言从由于德，故好者德也。
日中，星鸟，以殷仲春，就是以东来象征春。意谓：在上者立其大中之道，也需要以大中之道来施教于民，让庶民也懂得敬用五事，以敛聚五福之道。
经常病体缠身，当然并非吉事，此其二。今申气乘寅，两相冲破，申来逆寅，寅为风，风之被逆，故为焱风。
其在丧服，则诸侯为天子斩衰三年，与子为父、臣为君同。如果王者能够顺乎天，应乎人。能够岁历人事不违天象。强进者，或往而不反，则狂之过也。
第八畴庶征要求观察王政的庶民验和气候验，即节候所带来的正常或不正常的寒温冷热的反应。盖因三代之治乃王制社会，直到秦统一六国，始皇帝登场，中国的帝制社会方正式开始。
如果误了农时，对种植和收成将构成直接影响。食和货，指一个国家以食物为基础的农业和货物储存及流通。
要而言之，《洪范》乃三代之治的经纶大法，而《尚书》一书，为政以德则是其全部要义。孔颖达《疏》的解释至为明白易晓，特抄录如下：更言大中之体，为人君者当无偏私，无陂曲，动循先王之正义。